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的煤炭产量只占全球的35%，但死亡率却占全球煤矿的80%。去年，平均每一个半小时，就有一名矿工殉职。高昂代价的能源支撑经济的高增长，这与当今中央领导人“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

　　自从安全生产责任制出台以来，历次矿难都执行了问责制。但现实情况是，问责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流于形式。

　　在大平矿难发生前的2003年11月，郑州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在对郑煤集团开展安全执法监察时，就查出诸多事故隐患，并下达了多份现场处理决定书，但却停留在“说在嘴上，写到纸上”就打住了。2004年4月11日，郑煤集团超化矿发生透水事故，12名矿工被困井109个小时后获救。这一险情没有引起郑煤集团的高度重视，也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反而成为救援英雄的典型事迹而大肆宣扬。而在更多的事故处理中，责任人的处分仅仅是工作调动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的存在，如何能让官员们产生“乌纱帽危机”的意识？

但是从国务院此次事故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来看，这种“游戏”的规则已经发生完全的转变。

国务院23日的常务会议对孙家湾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作出了初步处罚决定。其中就包括辽宁省主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国强停职检查，责成辽宁省政府对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和孙家湾煤矿负责人采取组织措施，待事故原因和责任查明后再作进一步处理。派出由监察部部长李至伦为组长的国务院事故责任处理小组，对这起事故进行认真调查，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有专家表示表示，这起事故问责更快，国务院派出由监察部部长李至伦担任组长的事故责任处理小组近年罕见。而媒体在评论此次矿难问责的速度时也如是说：大平矿难是在查清原委之后才做出处分副省长决定的，而孙家湾矿难却在发生9天后就迅速实施。大平矿难问责副省长只是事后，即查清来龙去脉后才“问到实处”，正式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而在阜新矿难事件中，副省长却是在监察部长正式接手调查矿难前夕就宣布“停职检查”。从实施追究的时间上面就能看出，“问责”已经被放在了一个更加醒目的位置。